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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思想

选择字号: 超大 标准 利发国际:2015年06月08日 | 作者:利发国际娱乐官网 | 1个评论 | 2534人浏览

文/朱红琴

摘  要面对北宋“内忧外患”的局面,王安石主政后,进行了著名的“熙宁变法”。新法实施后,却遭到了无数人的反对。王安石想凭借“理财”与“抑兼并”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变法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其原因在于当时复杂的社会情形以及变法内容与实践相脱离。

王安石变法.JPG

关键词:王安石;熙宁变法;经济思想

Abstract:略

Key words:略

北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概括为“积贫积弱”,它的“三冗”问题伴随着王朝发展的始终。在王朝面临困弱的时候,王安石实行了著名的熙宁变法,王安石的新法,范围所涉甚广。他的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这些措施中,其经济措施显得格外亮眼,在现今看来,他是在用一种金融管制的方法来操纵国事,然而由于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再加上本身措施的局限性,最后变法以失败告终,这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那么王安石在变法中采取了哪些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又是怎样的不合时宜,因此本文将从变法所实行的经济措施来浅析其措施的局限性,从而总结出变法失败的原因。 

一、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一) 土地兼并导致的危机

北宋是在赵匡胤龙袍加身的基础上建立的。前代制度的弊端并没有随着新王朝的建立而得到抑制,反而延续到了新朝,大土地私有制就是这样,北宋一方面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大土地私有制,另一方面又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宋仁宗时“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①]地主阶级凭借其特有的政治权利,恣意妄为,大量兼并土地,致使广大农民苦不堪言。不仅如此,地主阶级还想方设法的采取各种手段逃避赋役,或是,依仗自己手中的权势将其转移到一般农户的身上。徭役不均,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样一来,国家的财政来源遭到了极大的困难,然而北宋的冗费问题又是众所周知的,政府为了以足够的钱财来支持帝国的正常运转,在那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中,政府又只得加重赋役来应付冗费问题。这样一来,百姓的生活又是雪上加霜,而贵族地主们则是“高枕无忧”,被封建牢笼压得难以喘息的人们开始寻求反抗,于是开国不久,农民起义便相伴而生,极大地威胁了北宋的封建统治。最著名的有宋太宗时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宋仁宗时期的王伦起义、张海起义等。统治者尝到了由土地占有不均而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与社会动荡的苦头。

 (二) “三冗”问题导致的财政困难

“冗兵,冗官,冗费”三冗问题贯穿着整个王朝发展的始终。“三冗”问题加重了北宋的财政困难和国防危机,使它长期积贫积弱,苟延残喘,终究摆脱不了被灭亡的危机。

1. 冗兵问题

宋朝由于其都城开封所在的特殊位置,即四通八达,无险可依。北方作为屏障的幽云十六州又被契丹所占领“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藩汉,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石晋轻以界之,则关内之地,彼扼其吭,是犹饱虎狼之吻,而欲其不搏且噬,难矣。”[②]幽云十六州与北宋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幽云十六州被占领,就相当于把中原大地直接暴露给了敌人,直接威胁着北宋的心脏地区,为了国土安全,北宋必须在边防上重兵守卫来保护国家的安危。不但如此,北宋还成为了政府招降纳叛,安抚流民的工具,以此来缓和阶级矛盾,寻求社会的平衡。这么多的官员必须得需要国家出大量的钱财来进行供养。宋朝的许多人都认为养兵之费占到了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养兵费用如此浩大,政府的财政危机不断加剧,政府为了有足够的钱来维持军队的生产,必然得想方设法加大国家的财政收入,那钱怎么来,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向民索取,通过各种手段加赋于民。宋朝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社会财富重量相对来说是有一定限额的,政府无节制的征收,其结果只能是国穷民困。朱熹曾说过“才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旨在二分之中”[③],由此可见养兵之费之巨大,养兵之费是导致国家财政出现重大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冗官问题

冗官现象是造成北宋财政困难以及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的又一个原因。宋朝科举取士数量之多开朝代先例,动辄四五百人,公元991年,朝廷取士数量竟然达到了一万七千三百人。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亲属补官制度,例如“门荫”,又称恩荫,是指有一定级别的官僚,皇亲国戚及有军功人员奏请其亲属补官的制度;“胥吏出职”又名流外出职,指的是在中央各个机构和各路府州任职的胥吏,可以年老而授官;“进纳”俗称“买官”,是指富民向官府纳粟或现钱而得官。政府通过恩荫及卖官鬻爵等途径招收的官员,其整体素质可想而知。再加上北宋的官僚体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实行的都是相互限制的约束体制,以体现分散事权,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原则,由此造成了几个机构共同管理一类行政事务,机构职能重叠交叉,由于权力分割和相互牵制在很多问题上都不能协调一致。冗官现象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造成机构臃肿,用人太滥,办事效率低下。同样,这巨大的冗官以及臃肿的机构使国家的财政又有了严重的漏洞,为了贴补这些漏洞,北宋政府又得挖空心思去“取之于民,用之于国”了。

3. 冗费问题

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要支付大量冗兵,冗官的消耗外,还有许许多多冗杂的费用需要支出。官方的各种祭祀活动,修建宫观佛寺,各种非正常赏赐等等,每年都要消耗宋大量的财政收入。真宗时,利用各种名目,进行东封西祀,每次活动规模浩大,此外又大修宫殿,规模宏大,耗费糜广。再者北宋的官员除了正常的俸禄之外,还有许多额外的赏赐,有时莫名其妙的赏赐,大臣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由此,统治者挥金如土,财政糜烂,可见一斑。

三冗问题给北宋王朝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加上澶渊之盟后每年给辽的白银十六万两、绢20万匹,以及给西夏的岁币,加之真宗的“挥金如土”,使太祖太宗时期留下的丰厚财产逐渐变得贫弱,以至于到了大中祥符和天禧年间,北宋开始出现财政困难的局面,财政危机出现了困难,政府便开始向州郡搜刮,使州郡也日益陷于无兵无财的境地,从而导致了国匮民困的积贫局面。 

二、 王安石的经济思想

面对内忧外患的困惑局面,富国强兵成了全社会的共同愿望,王安石对北宋王朝财政的虚空表现了极大的担忧。在王安石看来,朝廷财力困穷虽是事实,却不是不可以解决,只要理财有道,困穷亦能避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强大了,国家才能屹立不倒,要么做任何事情都只有“纸上谈兵”。王安石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他的改革中,“理财”, 增加财政收入便成了改革的中心环节。那么何为理财之道?在王安石给皇帝的《上皇帝万言书》中提到“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财,以供天下之费。”[④]王安石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是指发展生产,“取天下财,以供天下之费”是指强化赋税收入。在其《与马运判书》中,他又这样提到“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天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自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⑤]可见,在王安石看来正确的理财之道是“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或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

在王安石新法的措施中,“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表现最明显的则是“农田水利法的实施”,农业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基础,而农业设施的建设又是基础中的基础,农田水利法的实施本质上在于发展农业生产,这对百姓来说无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措施。而且为了理好所谓的财,王安石还实行了诸多的措施,然而王安石变法是为了让国家变得富裕。王安石强调“以义理财”,他说“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⑥]总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⑦]。故以义理财,是王安石政治思想的核心。然而,王安石的以义理财仅仅偏重于“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或者说“富其国者资之天下。”王安石在《乞制置三司条例》中说到“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别,而经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稍收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⑧]王安石在这里提及的以义理财,就是朝廷必须拥有财赋的控制权,将其从商人手里收回归公家所有,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王安石的这种朝廷必须拥有财赋的控制权的做法正是“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思想的反映。同时该思想也在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以及免疫法中有了充分的体现。

(一) 均输法

    何谓均输法,均即“调节”的意思,输为“输送”,“运输”的意思,均输法即关于调节运输的法令。从经济角度来看,均输法的本意是为了改革当时发运制度中的弊端,抑制富商大贾的轻重敛散之权。虽然其通过“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等一系列措施来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对运输过程进行一种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对富商大贾进行了打击和抑制,但另一方面,官方垄断运输却代替了富商大贾的运输。富商大贾在控制运输的时候难免会产生竞争,而由官府垄断之后,会产生一系列问题,用现代经济角度来说“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和发展动力,加之缺乏有力的外部制约监督机制,垄断行业的服务往往难以令人满意,经常会违背市场原则。”[⑨]由此产生的弊端会远远大于私家运输。

(二) 青苗法

青黄不接的时候,是农民最困难的时候,而这时也是“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的时候”[⑩]。 王安石看到了这一现象,推行了一种“农贷制度”,即用金融贷款来帮助农民摆脱兼并之家盘剥,在实施青苗法的时候本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自愿原则,并且根据户等进行借贷,每户借贷的钱一等户十五千,二等户十千,三等户六千,四等户三千,五等户及客户则不得超过一千五百。青苗法虽然能一方面抑制兼并之家的搜刮、剥削。但另一方面政府借贷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从本质上看,青苗法是以政府的高利贷取代民间的高利贷”[11] 。青苗法的借贷规定实际上越贫困的农民,借额越少,而地主富户反而较多。此外,官府贷款是以政权的形式强迫借贷的,成为民户的‘别增一赋’,而且,官贷是私贷无法抗争的垄断性高利贷。梁启超在谈到青苗法的时候说过“盖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若国家为唯一之兼并者而莫之抗焉,则民之憔悴,更安得苏也?”[12]并且,青苗法实行后,发生了许多自然灾害,官员逼债,许多还不起的百姓就被投入监狱,这样一来,许多田地出现荒芜,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财富的累积只能依靠大量平民百姓的辛勤劳作,然而当大量劳动力投入监狱后,社会财富的增长又靠什么来保证呢?由此可以看出青苗法的危害之所在,在青苗法之下,百姓受着高利借贷之苦。王安石实施青苗法的本意是他想用一种信用贷款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达到国用民足。然而“青苗钱即未曾如现代之标准以法定的方式主持”,“县令只将款项整数交给农民而责成他们集体负责,按时连本带利归还,丝毫没有顾虑到人民的意愿和他们各人之间的关系与责任。”[13]

王安石的这一农贷制度出发点是好的,在今天看来,信贷政策如果实施得合理,借贷程序完善,有专门的机构即银行来负责执行这一制度,那么它对于经济的促进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在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之下,宋朝的社会发展与之相去甚远,在信贷发放背景不成熟的情况下,政府又放松了信贷规模,民不愿借贷而强行借贷,国家债务超出了正常警戒水平,就会与经济发展严重背离,最后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青苗法的反对比均输法更持久激烈。

   (三) 市易法

中国社会一直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商人带来的利益是农业收入不能望其项背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一些富商大贾,这些富商大贾垄断市场,勾结官府,操纵物价,大搞投机倒把,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神宗政府为了实现其富国强兵的目的,就必然会想法设法来改变以上情况,于是市易法应运而生。市易法它主要规定在汴京设立市易务,由政府拨给本钱一百万贯,控制京城的商业交易,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它还收购市上的滞销货物,等到市场需要时,商贩们可将产业金银做抵押,五人以上结成一保,向市易务赊贷货物或者借款,还账时还须每年纳息钱二分。王安石推行市易法主要是为了“今以百万缗之钱,权物价之轻重,以通商而贳之”,另民以岁人数万缗息。”[14]“市易之法成,则货郁通流,而国用饶也。”[15]市易法推行之后,为宋王朝敛积了大量的财货。可是细读市易法的措施,又觉得其“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16]这样的想法难以实现。并且市易务的设立使得在商业贸易中,政府无端地插了一脚,将原本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商人政府与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无疑增加了交换层次和交换主体之间的复杂性”[17], 无端增加了交易环节,必然带来资源的浪费以及成本的增加。政府为了收回成本,必然会提高产品价格,要不然就会做赔本生意,这样一来遭殃的还是人民。再者市易法的推行实际上是将富商大贾操纵市场变成了官府操纵市场。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经济收益”的概念,是指一个企业要真正盈利,其利润不仅要弥补企业的经营成本,还要弥补其资本成本。由此可见,如果市易务真的“贱则少增价取之,贵则少损价出之”,那么市易务做的就是赔本生意,又哪里来的“从熙宁五年(1072)到九年(1076),开封市易务共收息钱和市例钱一百三十三万二千余贯呢?” [18]王安石的“贱则少增价取之,贵则少损价出之”,他的本意原是价格随供求关系的变法而变化,他想利用价格政策来调节经济,他觉得国家参与这些商业活动不会产生与民争利的结果,他过分注重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而忽视了经济的发展规律,他们以行政干预经济代替了经济自身的合理发展。可以说,王安石的市易法是以牺牲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他虽然打击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商业垄断,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使国家走上了聚敛的道路,强化了各类专卖。秦观曾说当时是“江淮则增煮海之息,闽蜀则倍摘山之赢,青徐则竭冶铸之利”[19]。 由此可见,全国范围内的官营专卖都加强了。这些影响不仅使富商大贾遭受到了严酷打击,同时也使小手工业者,小商贩们纷纷破产,无法存活。

(四) 免役法

免役法指的是民户出役钱代替直接服役,王安石推行免役法,意在减轻农民负担。免役法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既有消极的一面又有积极的一面。对于经济方面来说,免役法的进步不言而喻,因为“免役法的推行,对农村的劳役制起到了破坏作用”[20] 在此之前实行的差役制,束缚了大量劳动人口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由。而免役法的推行一方面使百姓不再自己服役,改为向官府交纳钱财,然后由官府雇人充役。这样一来就能使百姓从差役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农民不违农时专心于耕,使手工业者专心于作,使商人专心于贾,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有作用的。免役法使收缴的各种役钱超过了实际雇募的费用,官府收入由此增加。除此之外,免役法“以钱代役”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因为它“改变了劳役性质的剥削形态,纳钱也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对地租形态的演进起了促进作用”[21]。然而这种作用却是以牺牲广大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唐中叶以后均田制瓦解,随之而来的租用调制让位于两税法,五代在两税外另有差役,而宋沿袭这一弊法是不合理的,当时庸钱不但没免除,差役还依旧实行,交了钱还得充役,连宋神宗都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22]。除此之外,本来无差役的贫苦农民,现在又被迫免役纳钱,加重了这些人的负担,于是他们被迫“杀牛卖肉,代桑鬻薪”,镇州,定州农民甚至出现了伐木拆屋的情况[23]。”对于贫苦农民而言,越贫困,所承担的压力也就相对越大,所以在这里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而已。

   三、 结语

王安石的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实封建社会的改革是相当不易的,他们所实行的措施是为了要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然而在专制时代,不可能有如近代国家那样有民主,宪法,人民舆论等可对其起制约作用。国家所实行的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加上任何对百姓有利的事业,一旦与地主,官僚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必然会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对,他们的反抗极大的阻碍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再加上在改革中,一旦基层组织的官员或地方豪强,亦或是动机不纯的官僚贵族在其中参与作用,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出于自己的私心,往往就会令改革失去原有的性质,原本对于人民有利的改革,最后也只能变质,使动机与效果相分离。王安石他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来操纵国事,实现富国强兵的思想,然而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支撑这种金融管制的程度。“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24],因此,王安石的变法就只有落得两者都受挫。

参考文献

[1] 《宋史》[M],中华书局标点本.

[2] 叶隆礼.《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朱子语录》[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4] 王安石. 《王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5] 雁宁.垄断的危害有多大[J].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月刊,2006第10期

[6] 蔡美彪,朱瑞熙等. 《中国通史 》( 第五册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8

[7] 魏福明 ,张祥浩.《王安石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 梁启超.《王安石评传》[M]. 世界书局本 .

[9]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 三联书店本.

[10] 周筱赟.解析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J]. 江汉论坛. 2004第3期

[11] 叶  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M].北京:三联书店,1996

[①]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②] 叶隆礼:《契丹国志》第三卷《太宗嗣圣皇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③]《朱子语录》 卷一一○《论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王文公文集》卷一,转引自魏福明、张祥浩《王安石评传》,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⑤] 《王文公文集》卷一,转引自魏福明、张祥浩《王安石评传》,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⑥]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答曾立公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页

[⑦]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答曾立公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页。

[⑧]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一《乞制置三司条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4—365页

[⑨] 雁宁:《垄断的危害有多大》,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月刊,2006年第10期

[⑩] 蔡美彪、朱瑞熙等:《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146页

[11] 魏福明、张浩祥:《王安石评传》,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12] 梁启超:《王安石评传》,世界书局本1935年版,第57页

[13]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5、157页

[14]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7页

[15] 同上

[16] 《长编》卷二三一,转引自魏福明、张祥浩《王安石评传》,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

[17] 周筱赟:《解析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江汉论坛,2004年第3期

[18] 魏福明、张祥浩:《王安石评传》,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19] 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5页

[20] 魏福明、张祥浩:《王安石评传》,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21] 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页

[22] 同上

[23] 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5页

[24]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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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1位网友发表了看法:

1#  2015-06-09 10:39:00 回复该评论
北宋时军人人数是空前强大的,只是重文轻型的思想导致战斗力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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