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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内阁:唐绍仪内阁的组建与垮台

选择字号: 超大 标准 利发国际:2017年10月17日 | 作者:利发国际娱乐官网 | 0个评论 | 275人浏览

民国元年的三月份,是在一场兵变中开始的。

之前一天,也就是1912年的2月29日晚上八点钟,驻扎在北京东岳庙的新军第三镇第九标炮营涌入朝阳门,大肆抢掠。其后,北京城外其余驻军集体哗变,在东城及前门一带烧杀抢掠。

第二天,也就是3月1日,兵变再起,这次遭难的,是西城的富商和平民。当天晚上,动乱向保定和天津蔓延,连有着重兵把守的京奉、津浦铁路局,和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和造币厂,均遭到抢劫。整个京津保一带的社会治安,简直比十余年前八国联军入侵时还要混乱。

后来,有人言之凿凿地指控,这场兵变由袁世凯发起,是其不愿赴南京任职而进行的阴谋的一部分。然而,作为兵变发源地的第三镇,其统制(师长)曹锟对事变毫不知情,且惊慌失措,一点都没有事先部署妥当、事后胸有成竹的样子。而且,此次兵变范围广阔,时间长达四天,非常容易引起列强干涉。这是即将接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无论如何也不敢进行的政治赌博。

其实,历史上许多有着复杂阴谋论支持的突发事件,其真实的动机都非常简单。此次兵变,直接原因是减饷裁军,而根子上的问题,是北京政府太穷,已经无法足额支付饷银。当时的中国,无论是袁世凯领导的北京政府,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政府,都罗掘俱穷。清廷无力剿灭武昌起义的席卷之势,而北军无力南征,南军无力北伐,都是因为,无论隆裕太后、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身无分文了。

唐绍仪内阁阁员合影。前排右起:内阁总理唐绍仪、代外交总长胡惟德、海军总长刘冠雄、工商次长王正廷、教育总长蔡元培;后排右起: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司法总长王宠惠、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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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窘的财政局面

明清的国家财政体制非常相似,就是以微薄的税收,来支撑起一个人员和效能都极为有限的行政体系。地方官对于辖区,极少有长远的建设计划,无论市政、教育、治安,都处于一种得过且过的敷衍状态,一有急难,“拆东墙补西墙”,临时拼凑一些应急款项,一旦事情解决,还是回到中古时期那种君民、君臣、官民都非常隔膜的状态,被动地等待着下一次灾难的来临。

然而,自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从根子上改变了上述一切。编练新军,重建海军,学制改革,鼓励工商,乃至调查户口,推行自治,制宪立宪,重塑法系,清廷越来越激进地大规模推进所有层面的变革,连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也一点都没有减缓前进的步伐。

但是,每一项改革都需要巨额经费作支持,还处于前现代状态的财政体系,根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原本,中央能够控制的最大宗财源是关税。然而,因为需要支付庚子赔款,关税的绝大部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已不可能成为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清廷还有一项大宗收入是盐税,即食盐专卖的利润分成。但这些钱长期被地方政府掌握,中央若是意图收权,还要先整顿官僚体系再说。

只有最后一条路,那就是对外借款。1909—1910年间,英法德美组成了著名的四国银行团,专门负责对华的大额政治贷款,其核心金融机构是汇丰、东方汇理、德华、花旗等银行。但事实上,列强对于以金融支持清政府,显得有点三心二意。辛亥革命前,四国银行团同北京只签过两份合同:一千万英镑的整理币制借款和六百万英镑的湖广铁路借款,具体时间是1911年四五月间。然而,直到武昌首义爆发,这两份合同还未开始履行。

财政奇窘,当然扼住了意图剿灭革命党的隆裕太后的咽喉。南京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日子也不好过。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道:“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指孙中山)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到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

当然,南京临时政府不可能真的库存只有十个银元,但这个后来广为人知的故事告诉我们,南京的财政周转,已经全然失灵。1911年的公历年底,孙中山刚从海外回国,在上海受到江浙沪各系革命军领导人的拥护,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都认为他带来了几百万的华侨资助,有的甚至认为他已经身负列强的巨额贷款,甚至有“美金千万元”的说法。当然,孙中山只能用一句后来被广为传颂的话来回答他们:

“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没钱,只能借款。南京先后进行好几次对外商洽,进行了招商局借款、汉冶萍借款、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等谈判,然而都未得到临时参议院的批准,仅在汉冶萍项目上得到了二百万元的垫款,“随到随尽”。

当时江浙沪最具社会名望和政治名望的大实业家,当然是“南通状元”张謇,对共和革命还算是支持。因此,孙中山、黄兴聘请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总长,希望他的财源和人脉能够支持紧张的军政开销。张謇一口拒绝,好说歹说才担任了实业总长。

他倒是真帮上了忙。1912年旧历年关将近,张謇以自己主办的江苏铁路公司出面,向一贯同中国政治人物有密切关系的大仓组签订了三百万日元借款合同,以上海至枫泾的铁路为担保。其中五十万支援程德全的江苏都督府,其余都给了南京的财政总长陈锦涛。

孙中山得到的外资借款,也只有这些了。

孙氏在从美国回来的途中,就想到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但是,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艾迪斯(E. Addis)是这样答复他的:“在稳固的政府建立以前,不能期望得到贷款。”这倒并非是外资银行对孙中山及其革命行动有偏见,因为艾迪斯也是这样警告英国外交部,让他们在中国恢复和平统一之前也不要资助袁世凯。

不过,到了1912年2月12日,局面一下子灿烂了起来。当天,清朝隆裕太后下诏宣布皇帝溥仪退位,并建议“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三天以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这样,袁氏取得了前朝皇室和民国政府的共同授权,得到了南北两方的共同认可,登上了最高位置。

以此为标记,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又统一了,四国银行团也就开始重新审议对中国的政治借款。

从理论上来讲,中国此时虽然有两个中央政府,但袁世凯是唯一的大总统。自2月17日,即农历辛亥年除夕开始,他已经当仁不让地用“新举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开始发号施令。既然如此,南京方面的财政困窘也就成了北京的家务事。

袁世凯成了“新举”以后,北京政府的总理事实上已经是唐绍仪了。之前唐氏一直在上海同革命党商议如何和平过渡,缔造全国共和,如今,既然要南北统一,他又专注于解决财政问题,并为此同四国银行团开展了新一轮谈判。谈判过程当然纷繁芜杂,而挽救财政溃决有如救火。因此双方达成协议,在借款合同尚未签订之前,四国银行团先在三个月内垫款七百万两应急。

2月28日,第一笔垫款二百万两通过上海汇丰银行,交到了南京的财政总长陈锦涛手上,声明以轮船招商局的船只作为担保品。这算是袁世凯给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份见面礼吧。

然而,就在第二天,北京发生了开篇所述的驻军闹饷哗变。四国银行团觉得局势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稳定下来,遂中止后续垫款,并延缓了借款谈判。

唐绍仪气坏了。难道就如此走投无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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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民国唐绍仪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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