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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主义:破解民族精神的时代困境

选择字号: 超大 标准 利发国际:2017年08月24日 | 作者:利发国际娱乐官网 | 0个评论 | 454人浏览

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的时代困境

今日的人们容易观察到,最近十多年间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民族主义兴起”的现象。这种复杂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被认为与“后革命时代”政治与文化意识向传统的某种回归有关,即民族主义思潮涉及精神秩序的重建;另一方面,这一现象被视为与“大国崛起”的经验事实相辅相成。不管怎样,这种现象在内外两种秩序上构成了一部分人不安的根源——具有如此巨大体量的中国,如果以“民族主义”为社会秩序建构的正当性基础,那么它将给自身和世界带来不可预期的后果。依据民族主义的历史与一般原理来说,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对于20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狂飙所带来的暴力,人们记忆犹新。如果说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是人们基于民族主义对中国的误解,那么我们就更有必要慎重对待当下外部世界的这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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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主义”这个说法相对,“民族精神”这一说法似乎得到了善意的使用与接受,尽管其内涵同样并不明晰。显然,在弥补因革命,即因与过去历史的决裂而带来的意义空虚这一点上,民族精神是一个有效的提法,它可以为民族认同、为人们的共同生活提供一种新的导引与心理能量。它所涵带的道德、救赎与希望,构成了共同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意义与动力源泉。人们可以不谈论动辄带有负面意义的民族主义,但却无法对民族精神视而不见。这种对民族精神的召唤正意味着当下流行的民族主义言论的一种困境。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得到了呈现:人们所言的“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为何物?迄今为止关于民族主义的经验与理论,可否直接用于当下中国自身?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思考这个民族的精神?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与特质进行具体分析。本文不拟进入此一政治史与思想史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问题,而是要直接面对现象背后的根本问题:如何在这个大变革时代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与重建安身立命之所。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让人们忧心匆匆的“民族主义”无法安顿这个民族的精神。在这种根本的心理意识驱动下,当下各种关于民族的叙述——从主流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述到知识界的相关言论、再到庶民的一般情绪表达——应运而生。作为社会事实,这些论述影响并建构着中国现时代的民族精神。

在新近兴起的事关民族的叙事中,“天下主义”或“新天下主义”显示了特定新意。它一方面诉诸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哲学,试图为民族认同提供一种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它着力阐述这种文化本源的非民族主义性格,旨在克服当下民族主义思潮的褊狭。由于这种论述所呈现的普遍主义意涵,部分学者以“世界主义”来展开论述,并认为“中国的世界主义大致也就是天下主义”。这些论述可称之为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下世界秩序的“贡献论”,构成了一种对民族精神的提升与导引。

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即“新世界主义”,在这个关于民族精神叙事的光谱上,有着特定的位置。但不同于上述各种基于中国优良传统的“天下主义”的“贡献论”,本文所言的新世界主义的主旨,在于为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提供一种自我实现的理论方案;或者说,在某种自我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成就一种真正的民族精神。这种有待实现的、因而内涵尚不明朗的“民族精神”,首先是指一种健全的自我意识,一种可引导民族共同体基于其特定的历史路径走向世界文明前沿位置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态度。

新世界主义: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

显然,在当下的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作为生活的组织形式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坚硬内核。一方面,从个体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到社会福祉的提供,民族国家依然左右着绝大多数人们的生活质量。民族国家与个体生活的这种真实关系,正是它在人们的身份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作为共同体生活的组织者,自民族国家与他民族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然而,问题同样在于此:正是民族国家的这些经验事实,让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令人不安的力量——对自我生活关注的这种本能如果失去节制与平衡,将导向狭隘乃至危险的“自民族中心主义”,而后者正是民族主义在历史及当下为人所批评之处。

因此,如何处理民族与世界的关系,这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课题。这个课题要求我们思考如下两个具体问题:(1)如何构想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具体形态?(2)中国的高速成长将导致世界秩序发生怎样的变化?无需说,在这一进程中人们期待一种更为自由、公正、繁荣的世界社会的生成。基于这种考量,“新世界主义”的如下视角可谓不证自明:未来的中国自身以及世界的秩序,将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具体过程中得到建构。这种将中国—世界相互关系置入民族精神的“新世界主义”构想,有其固有的理论与经验基础(后述)。在这种互动中,已然为人类文明发展所证明的基本原理,诸如自由、平等、环境等,将构成中国发展的主要精神养分与材料。

与此同时,中国在其自身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关于世界正义的理念,将为世界秩序的生成提供一种校正性力量——只有在这种对世界史进程的参与进程中,“中国”才能最终成就其珍视有加的理念。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发展,强力地推进了诸民族国家的相互交流,从而加速了全球世界主义化的进程。不过,在当下世界社会中残存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依然是显见的事实。因此,中国对于世界秩序建构的参与,在克服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各种“自民族中心主义”封闭性叙事上,将首先展现其现实的意义。“新世界主义”正是试图将这一进程加以重新的理论化。如果说大变革时期中国民族精神的具体内涵,正是有待探索与建构的核心问题,那么新世界主义的主旨正是揭示这种工作的方向、路径与目标。

因此,新世界主义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如何处理包括“(新)天下主义”在内的各种民族精神叙事所指涉的根本问题:这个重新得到展现与实现的“中国”及其文化精神,将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点并非不证自明。前文提到的“中国文明的贡献论”与“中国崛起的威胁论”的尖锐对立,正意味着人们在观念上的巨大分歧。新世界主义要对此作出回答。基于本文提出的“新世界主义”的方法论角度来看,这些或深刻或浅薄、或乐观或悲观的论述,在认识形成上均呈现出操切之失。未来世界的面貌,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结构的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主体行动——如果我们预测到某种光明的前景,那么我们就要激发自身将这种前景现实化的动力;相反,如果预判未来的世界社会前景暗淡,我们就有必要将这种包含历史与当下认知的困境刻画出来,借以探寻规避这种前景的路径。新世界主义正是致力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进程的科学认知。这种认知意味着“新世界主义”将在思想与行动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互动模式,最终为主体,亦即作为一种生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提供一种与其道德、与其共同体生活相符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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