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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龙兴之地:关陇集团的力量究竟有多强?

选择字号: 超大 标准 利发国际:2017年08月11日 | 作者:1549911942 | 0个评论 | 376人浏览

黑格尔有言,哲学恰如密纳发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

非但哲学,历史学同样如此。后人习惯以后见之明去苛求前人,总是奇怪那么多失败者明明面对正确的策略,为什么不去执行?其实深入历史你才能发现,原来很多事情并非典籍中“史臣曰”的那么简单。

纠结:“出头鸟”的宿命

隋朝末年,隋炀帝对内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对外擅启战端、穷兵黩武,不顾第一次东征高丽的失败和民怨沸腾的国内形势,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不堪重负的民众纷纷铤而走险、树起义旗。

▲ 隋炀帝

此时,隋礼部尚书,开国大将杨素之子杨玄感授命在黎阳一带督运粮草。看到义民蜂起、局势动荡,素有野心的杨玄感就地发动叛乱,率领八千船民起兵造反。

此时,杨玄感好友,同为功臣之后的李密前来投奔,为杨玄感献上了战略史上颇为著名的“上中下”三策。

根据隋炀帝远在辽东前线,短期难以返回的现实,李密认为应火速直驱幽州,断其归路,这是上策;如不能,则依汉高祖刘邦故事,西入长安,“据函、崤,东制诸夏,是隋亡襟带,我势万全”,为中策;上策中策都不取,则就近攻打东都洛阳,占领河南之地,但隋军“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为下策。

▲ 李密

笔者相信,此时的杨玄感内心是焦灼的。

上策?长驱直入幽燕,实施“斩首行动”?且不说杨玄感借以起兵的八千船民,以及裹挟的难民武装远非隋炀帝亲征高丽的精锐部队的对手,单从河南黎阳长驱北上数千里,谁能保证路上不被各地官军阻击,或者发生士卒叛逃的情况?恐怕杨玄感还没有出河南地界,就已经被奉旨镇压的各地官军剿平了。

中策?鼓行而西、据有关中,再东出逐鹿、兼并天下?关中,素有“崤函之固、山河之险”的地理优势,一俟割据形成,便可东出函谷以平河东、河北、河南,南下汉中以定巴蜀、荆扬、岭表,则天下大势,尽在掌握。

▲ 关中地区(图正中为现在西安市)

然而,对于造反伊始的杨玄感,要将汉高祖“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战略为己所用,却有相当的难度。虽然隋炀帝即位后,兴建洛阳、江都,修造大运河,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逐渐东移,但关中作为西魏、北周、隋朝的发祥地,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根本所在。

长安是帝国首都,更是隋朝政府倾力打造的军事重镇。以杨玄感手中的八千船民,要攻下长安,进而东向号令天下,的确是强人所难。此外,杨玄感部下,皆是河南民众,且初历战阵,组织纪律性较差。他们愿不愿意背井离乡、远赴关中,也是未知之数。

对于杨玄感来说,可能的方向唯有下策——就地进攻洛阳。与相对平静的关中形势不同,此时的河南、山东和江淮已是危如累卵,民众反抗情绪已经处在大爆发的前夜。而洛阳又是是帝国东部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攻占洛阳,可以让杨玄感拥有更大的号召力,吸引更多民众来投,以“滚雪球”的方式迅速壮大。

洛阳周边的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等大粮仓,还堆积了难以计数的粮食。攻占洛阳及其周边地带,对于杨玄感补充供给、扩充兵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杨玄感将“下策”定为“上策”,义无反顾发动对洛阳的进攻也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杨玄感高估了自身实力,面对洛阳坚城久攻不下,随着各地隋军四面合围,战局很快急转直下。此时杨玄感才想起李密的“中策”,企图掉头西进,进攻长安。但为时已晚,杨玄感军在关中门口的弘农宫前强攻三日而不克,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终于被追兵追上,落得个兵败被杀的下场。

杨玄感的下场,早已在李密的“下策”分析中被言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李密如果在主政者的位置上,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李密的下场,对比他给杨玄感的上中下三策,更具讽刺意味。

亲历:“建言者”的悖论

杨玄感败亡后,李密被俘而侥幸逃出,最终投靠了瓦岗军。一入瓦岗,李密就如鱼游入海、鹰击长空,雄才大略得到了充分施展。

他以智谋大败隋朝大将张须坨、刘长恭、裴仁基,还拿下了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等大粮仓并开仓放粮,一时间“老弱负襁,道路不绝”,很快就“属至数十万”,使瓦岗军成为全国最大的反隋武装。

▲ 瓦岗寨起义

此时,降将柴孝和扮演了李密当年的角色,为他献上西入关中、占据长安的计策。然而面对自己曾经十分推崇的“中策”,此时的李密已经转变了主意:“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 

瞧瞧,曾经的“中策”今天已经成了“上策”。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但昏主尚在,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

李密清醒认识到了瓦岗军盛况之下严峻形势——多是河南、山东等地的流民武装,与正规军的组织纪律性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能不能对主帅之命令行禁止,还有着相当大的变数,这和杨玄感当初的顾虑如出一辙。不光是杨玄感和李密,在隋末乱局中,因兵士故土难离情绪而造成战略转向的例证还有很多。

面对天下板荡、烽火四起的形势,隋炀帝远离关中、河南,在繁华的江都醉生梦死。而禁军官兵多是关中人,意欲回乡,与隋炀帝爆发了尖锐矛盾。最终在宇文化及的带领下,发动政变,杀死炀帝,随后全军北返。这就是李密面前血淋淋的教训。

▲ 隋末群雄割据

退一步讲,就算李密全军都能义无反顾进取关中,也难保不会重蹈杨玄感顿兵坚城、追兵四集的覆辙。因此,对此时的李密和瓦岗军来说,只有攻下坚城洛阳,使多是山东河南兵员的瓦岗军将士有了稳固后方,才能放心大胆的执行西进关中之策。

“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

这句话点出了李密埋藏最深的心头大患。虽然瓦岗军攻城略地、胜仗频频,但瓦岗军乱民流寇的属性让单雄信、徐世勣、邴元真等草莽将领也逐渐尾大不掉,不服管束。

若按照柴孝和之策,由瓦岗诸将镇守各地险关要隘,李密自领一军西入关中,则诸将相攻、封其后路的前景不是不可能出现。届时,李密前有坚壁、后有叛将、中无仓粟,只能堕入杨玄感同样的下场

因此,李密只能选择就近攻打洛阳的决策。然而这一选,就注定了李密的败亡。王世充和越王杨侗并力坚守洛阳,洛阳一时难以得手。而此时,十几万从江都辗转而来的宇文化及军队已经迫近洛阳,越王杨侗担心乱兵对洛阳造成威胁,采取了招降李密,利用瓦岗军对抗宇文化及的策略。

身为造反首领,又是大隋功臣之后,正愁缺乏合法性的李密当即接受了招安,以“太尉”的身份对宇文化及发起了进攻。

▲ 王世充

最终,宇文化及被打败,逃至河北被窦建德所杀。但李密的瓦岗军也元气大伤,不复往日之盛。此时,与杨侗同守洛阳的大将王世充担心招安后的李密权力超过自己,悍然发动政变,控制了越王杨侗,向刚刚战胜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的李密发动进攻,最终在邙山将瓦岗军击败。

李密受挫后,意图与手下诸将汇合,然而单雄信、邴元真“以城降于世充”,让李密失去立足之地。无奈之下,李密只得带着两万残兵西入关中,向同宗李渊投降。

可叹一代枭雄李密,建言杨玄感入关中而不得,被部将建言入关中又不得,最终却是以降将的屈辱身份进入了关中。此后,唐高祖李渊对大势已去的李密仍然十分忌惮,终以叛乱之名将其除掉。直到此时,关中,从李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地”,终于变成了他梦断殒命的“死地”。

天择:“关陇集团”代理人

对于李密的失败,李世民曾有评论,认为他“顾恋仓粟,未遑远略。”

▲ 李世民

这一论断不无道理。堆积如山的粮食、如潮而来的民众确实让李密在进行战略决策时畏首畏尾、投鼠忌器,失去了统摄全局的冷静和孤注一掷的胆气,放弃了进军关中的正确决策。但笔者认为,这句话还是说得过于轻巧。纵观李渊父子袭占关中、定鼎天下的全过程,可知他们有着杨玄感、李密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镇守太原的李渊受北部突厥和刘武周割据势力的威胁,而且太原地区面积狭小、朝不保夕,李渊集团进入关中、摆脱威胁、谋求发展的要求比李密更加迫切,决心也更加坚定。趁李密瓦岗军和王世充、宇文化及在河南缠斗,无暇西顾之机,李渊才得以顺利实现入关计划。

李渊、李世民父子为西魏、北周“八柱国”之后,地位尊崇、能量巨大。虽然从兵力来说,李渊起事之初,只有三万人马。但他们是以李渊守备太原、防备突厥的精锐为基干力量的正规军,且李渊属下,除了有虎子李世民、李建成,还有如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这样精明强干、归附已久的嫡系骨干、股肱重臣,实力自然不可小觑。

▲  唐高祖李渊

但即使这样,在霍邑败于隋朝骁将宋老生后,李渊部下官兵中还是滋生了“还救根本,更图后举”的情绪。若非李世民苦谏不止、痛哭流涕,李渊很可能带领部下返回太原,致使统一大业功亏一篑。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李渊集团尚且如此,何谈李密和杨玄感受军心裹挟之累呢?

击败骁将宋老生之后,李渊集团进军关中的道路几乎畅通无阻。从太原起兵还不到四个月,李渊就攻下了长安,并立代王杨侑为天子,自己则“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理万机”,完成了占据长安、底定关中的大业。

由是观之,正是得益于关陇军事贵族重要成员的身份,及与关中地方豪强士族深厚的人脉关系,李渊才能迅速获得关中士民从上到下的一致拥戴,进而名正言顺的取代隋朝对关中的统治。

▲ 唐朝骑兵

毕竟对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来说,杨氏当权,可以支持他篡位北周、席卷江南、一统天下;杨氏暴虐,惹得天下板荡、民怨四起,也尽可以另外支持本属同一集团的李渊取代其位,将北周灭北齐、隋朝灭陈朝的戏码再演一遍。一句话,是杨隋主政还是李唐当权,对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反观李密,虽然也是西魏八柱国之后,但其地位人脉资源,远不能与同为“八柱国”之后的隋炀帝表兄弟李渊相比。所以,李密即使雄才大略、机变百出,也只能在瓦岗军等民众造反武装中呼风唤雨、上下沉浮,在事实上成为以李渊为代表的关陇军事贵族改朝换代、消灭异己的马前卒。

尾声:“关中模式”的绝响

李渊集团在关中统治的稳固,预示了唐王朝又一次大一统时代的到来。虽然北有刘武周、西有薛举,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南有杜伏威、萧銑等割据势力,但都挡不住李唐王朝的统一脚步——自秦汉以来,“关中模式”又一次在统一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 唐步兵

由此可见,“关中模式”在先秦中古时代是统一进程的不二法门。但是能认识到这个结论并不重要。在隋末割据势力中,杨玄感、李密、窦建德、李渊等集团中都有人强烈建议实施这一战略。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证明,只有最能代表关陇军事贵族利益,最大限度利用关中人力物力资源者,方能扎扎实实运用这一战略完成统一。

此时,已不是人来选择战略,而是战略在选择人。

为什么?无他,盖因在先秦中古时代,关中地区因其悠久的农业、四塞的环境、丰富的物产、稠密的人口,长期成为华夏民族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因此割据于此的政权,往往相比对手有着居高临下的巨大势能。稍加运用,就能让对手,特别是偏安江南的割据政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进而完成统一。

▲ 唐朝重骑兵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由于战争破坏、人口激增、环境恶化,自中唐以后,经济中心不断东移,长安和关中的固有地位持续下降,甚至多次被乱兵(泾原之乱)和异族(吐蕃)占领。

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对这个十三朝古都进行了更为彻底的破坏,而后权臣朱温把持朝政,又将都城东迁到了洛阳。至此,长安作为帝国首都的历史永远结束了。与此同时,“关中模式”的统一历史也同时宣告结束。

▲ 黄巢起义

虽然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曾动过以长安为都的念头,但均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无论是两宋的局部统一还是元明清三朝的大一统,关中地区和古都长安再也没能发挥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甚至还出现了反例,明末李自成起义,占据了湖北、河南大片土地,便效法汉唐,制定了西入关中、席卷天下的战略方针。

李自成忽视了明末大规模民变就是因为久旱缺粮爆发于陕西的事实,导致立足关中的起义军根基不稳、粮饷不继,短暂攻占北京之后又迅速被清兵赶出北京、山西和陕西,李自成本人最终被杀于湖北九宫山,至此,“关中模式”在统一进程中的最后一次尝试最终还是归于失败。

▲ 李自成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何为大势,怎样运用大势,却是个常说常新的问题,值得史家们长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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